“为什么我们感觉小说或电影那么传奇、那么浪漫，其实那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发生的东西，反而我们把它舍掉了。我后来看小说、电影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地感触。我们再延伸出去几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而我们恰好是没跨出去。”今年起我们会推出新节目「一席·万象」。万象会邀请人文、科技不同领域的老师，深入地讲一个问题，每人讲6-10集，每集30分钟左右。接下来的两至三周，我们会先发布《梁老师的爱情课》。梁永安老师是一席第494位讲者，他的演讲《单身的黄金年代如何面对爱情》，视频播放量超过150万次，留言评论近400条。
街头卖糖葫芦的大姐，生活在弄堂里的居民，游走于贫民区的流浪汉……这些都是何志森关注的对象。通过追踪和研究，理解他们对日常空间的使用和需求，进而为这些常常被主流规划视角忽视的人群提供空间设计和改造的可能性。在墨尔本读完博士之后，何志森选择回到中国做一名“流浪”教师。从2015年到2017年之间，他游牧于中国各大建筑院校，用Mapping工作坊的形式带领学生走出围墙去感受真实的生活和关注平凡的人群。对于何志森来说，“设计”这门教育不是为了教这些关在象牙塔里的学生如何画图和背规范，而是教他们如何思考和创造生活。“在混乱之中有一种看不见的秩序，作为设计师，我们要去理解这种秩序，找出其混乱无序背后的密码，它是因何而产生的。就像王南老师那样，我破译的是生活，他破译的古建筑，这样子设计师才可以做出更加包容、有人性的设计。设计这门教育不是为了教这些关在象牙塔里的学生如何画图和背规范，而是教他们如何思考和创造生活。在设计学校学到的是‘设计’作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产品’。学生离开学校时带走的应该是一个赋有人性的‘价值观’而不是满脑冰冷的‘规范’。”
“为什么我们感觉小说或电影那么传奇、那么浪漫，其实那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发生的东西，反而我们把它舍掉了。我后来看小说、电影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地感触。我们再延伸出去几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而我们恰好是没跨出去。” 今年起我们会推出新节目「一席·万象」。 万象会邀请人文、科技不同领域的老师，深入地讲一个问题，每人讲6-10集，每集30分钟左右。 接下来的两至三周，我们会先发布《梁老师的爱情课》。梁永安老师是一席第494位讲者，他的演讲《单身的黄金年代如何面对爱情》，视频播放量超过150万次，留言评论近400条。
2013，何健翔创立的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改造了一个老广州啤酒厂的麦仓，在离地33米高的工厂顶层建立了新的工作室。十年来，他尝试了大大小小这样的改造项目，希望借由建筑实践来保存“珠三角”城市的历史和记忆。“源计划”曾被美国《建筑实录》评为当年全球十大先锋建筑事务所之一。“对于有明显时间印记的旧建筑，与其粗犷残旧的外表相反，‘遗址’的场所精神和历史感是脆弱的，需要被耐心体察和倾听。盲目的设计和改造极有可能成为新的暴力，与拆除一样具有不可逆的破坏力。”“这个项目在这个月被全世界最专业的建筑媒体英国的《建筑评论》评了一个新与旧的奖。也印证了不需要投入很多的钱，建筑师是有办法可以让一个死亡的社区重新复活起来的。”
2015年底，托马斯·帕特森到埃及游览。参观完金字塔回来后，他开始感到腹痛且无法进食。医生很快发现，他感染了一种叫作鲍曼不动杆菌的“超级细菌”。这种细菌在 WHO 2017年2月27日发布的12种最高优先级的“超级细菌”名单中，被列为级别1——严重耐药性。2015年 WHO 提供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约有70万人死于“超级细菌”等耐药菌感染。决策者、专业人员以及公众，我们能为抗生素在未来的持续、有效做点什么？陈代杰，从事微生物药物研究开发工作35年，“有些超级细菌的感染还没有超级的药物，我们要引起足够重视的同时不要恐慌，细菌和人类的博弈是永恒的。”“抗生素的应用和发现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5年。但细菌进化让我们感到担忧，因为超级细菌已经跑在了我们的前面。细菌耐药性的发展一切源于抗生素的应用。”
不同于常见的在一个地方等待鱼上钩的钓鱼方式，路亚钓鱼不使用蚯蚓类的活饵，它需要钓手根据对鱼的习性的了解，不断地主动出击寻找。三年来，王铮和妻子几乎每个周末都在跋山涉水，游钓了北京永定河、潮白河、拒马河、拘河四大流域，记录了游钓过程中所见的地质、水情、植物、动物。刚入门的时候，最困扰他们的是去哪钓、哪有鱼、哪个季节掉、怎么钓。随着对路亚深入的了解，他们不再关注所钓的大小、多少，更关注的是自然和鱼的进化，更关注的是鱼生活的故事。“钓鱼给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改变。自从钓了鱼之后，我媳妇周末再也不逛商场了，她现在在自然界当中表现得特别像一个植物的采集者，最爱问的问题是 ，哎，这个能吃吗？哎，那个能吃吗？我儿子自从跟我们钓了鱼之后，妈妈再也不担心他的学习了。在自然里，孩子表现得特别勤学好问，你就觉得小朋友特别地有前途。”
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是考古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三大课题，中国作为农业起源中心之一，理应成为农业起源研究的重要力量。在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的实验室里，赵志军任意打开了几匣抽屉，里面是几千年前不同时期的谷物遗存。这些看起来其貌不扬已经炭化的种子，在植物考古学家眼里则是“宝贝”——它们为探寻农业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为了找到这些线索，赵志军同“五谷杂粮”打交道已经超过20年。从1993年参与江西仙人洞稻作农业考古调查开始，到寻找小米起源、研究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和途径，他希望从以前被遮蔽的细节中发现古人的日常生活，并进一步探索文明形成与古代农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以及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农业因素。“有人说小麦是一个传奇的农作物，养育了大多数古代文明的国家，除了中国。”
1784年，古生物学家记述了在德国发现的一件奇怪的动物化石，有人认为它生活在海洋中，也有人认为它是鸟和蝙蝠的过渡类型。直到1801年科学家才终于鉴定它为翼龙。翼龙是第一个飞向蓝天的爬行动物，曾和恐龙分别统治天与地。古生物学家汪筱林研究翼龙等脊椎动物化石超过20年。经过十多年的新疆戈壁考察，他领导的哈密科考队发现了世界上已知分布面积最大和最富集的翼龙化石产地，并抢救性采集了一件超过200枚翼龙蛋、胚胎和骨骼化石三位一体的重要标本，而此前全世界报道的翼龙化石仅有11枚。这些发现被认为是“翼龙研究200年来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最新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为什么这么大一群翼龙会埋藏在这个荒芜的戈壁？汪筱林在一席讲述一个有关翼龙伊甸园和一片消失的湖泊的故事。“我们当时一看到这些东西，一看到这个现象，就知道我们的后半生要在这里工作了，因为翼龙化石确实太多太多了。”
音乐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无论快乐或是忧伤，我们总能从音乐的强大力量中获得心灵的慰藉。但为什么我们喜爱音乐？听音乐或者玩音乐能否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让我们更聪明更年轻？音乐是如何塑造了我们的大脑？中科院心理所的杜忆一直从事听觉和认知相关的研究，探索语言、音乐和大脑的关系，包括复杂场景中听觉认知的神经机制、听觉老年化、音乐训练对听感知和言语认知的影响等等。“其实不用成为一个职业的音乐家，把它作为一个爱好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更加年轻了。”
1986年，赵良羚开始进入养老行业。八十年代，在多数人怀有“养老院里无孝子”的偏见时，她先后参与创办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和第五社会福利院，从最初几乎没有客源，到很快满房。最新筹办的慈溪恭和苑更是要排队进入。深耕养老行业三十余年，赵良羚见证了养老行业的变迁。她将分享与老人打交道三十年的体验，小到为什么他们爱回忆，怎么理解他们的脾气变化，照料疲劳怎么办；大到我们如何做普惠型的养老。“真正好的养老院，不应该让建筑喧宾夺主，应该给服务留出余地。”“我们在座的，等你老了，也会是这样的。老年人的这种心理变化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所以一定要站在老人的角度去考虑。”
近十年来，历史学家罗新将更多精力集中在历史夹缝中的边缘人身上：“我走到长城地带时，用了很多精力来谈投奔到蒙古去的汉人，以及投奔到明朝来的蒙古人。这些人都属于边缘人，属于被历史洪流挤压的人。在边界，一个敌对国家的存在似乎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逃跑；可是另一边也不是世外桃源，有的时候又得跑回来。在历史大潮面前，这些‘流夷’虽然都在努力，但是难以左右自己的命运，最后结果都相当不幸。我其实很关心这些人的命运，但材料都是关于中心的，边缘的材料已经找不着了，关心边缘常常变成情感和精神上的关心。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还是值得努力的，我也希望能够多多少少找出一点点来。”“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2013年，龙瀛创办了致力于定量城市研究的学术网络北京城市实验室(Beijing City Lab)，用大数据分析等方法对城市生活和居住环境进行研究，包括用1km网格尺度的微观数据平台SinoGrids研究中国城市“数字沙漠”，用北京公交刷卡的数据研究城市贫困情况，用大型网站公开数据完成《中国城市步行友好性评价》（街道指数）。在过去的三年里，龙瀛和团队研究发现，中国654个城市中，有180个城市人口是在减少的。事实上，城市人口的收缩由来已久，德国政府资助项目Shrinking Cities已经证实，全球范围内人口超过100万的450个城市（地区），总体上失去了其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针对这些收缩的城市，是应该一味地按照增长的愿望规划，还是顺应情况做出相应的收缩规划呢？“那天晚上我就问自己是不是发现了中国的秘密？我们发现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国土人口密度在下降，或者是说有一万多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口2000-2010在流失。”
追求长生不老一直都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的不断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的寿命也大幅度地延长，伴随而来的老年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却显著上升。如何延缓衰老？长寿基因是否存在？从自然界中长寿的动物身上，我们能借鉴什么？比如可以活200岁以上的弓头鲸，啮齿类动物中的长寿明星且不得癌症的裸鼹鼠，还有可以返老还童的水母。通过利用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开展的研究，能为我们提供怎样的答案？“下面我要讲的这样一个动物，它叫作裸鼹鼠。看着它有点丑，没有什么毛发，皮肤也是皱皱巴巴的。但千万不要小瞧它，它可以活到30到40岁。你可能想说30到40岁好像也没有多长，但是相比它的体型以及它的同种物种的小鼠来说，家鼠只能活1到3年，它30年的寿命应该算是神仙级别的了。”
2012年，还在华为工作的杨涛来到非洲，参与一个手机钱包的升级开发项目。在非洲生活的头两年，杨涛被种种购物的不便影响着：商品的可选择性少，且价格极其昂贵，甚至很多商人把中国的劣质产品带到非洲高价出售。与此同时，他发现肯尼亚有超过68%的成年人都在使用移动支付，比中国的比例还高。2014年，他在肯尼亚创立了电商平台Kilimall，想要把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带到非洲，并为此自建了物流和支付系统。经过三年的发展，kilimall已经成为了东非地区的第二大电商，平台上入驻的商家有一半来自非洲本地。“我表弟当时刚刚中科院硕士毕业，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后他就飞到了非洲，成为我们的第一个员工。他的父母内心是崩溃的。他的这个行为也载入了中科院的院史。中科院的院史说，近年来我院毕业生的选择呈现多样化趋势。”
2013年，刚刚毕业一年的王子剑成立了黑鳍文化，这家主要做青年导演艺术电影的制片公司或许在业内并不闻名，但是近年来制作的片子总能引起各大电影节和影迷的关注。毕赣的《路边野餐》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等多个奖项，王学博的《清水里的刀子》获得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大奖，耿军的《轻松+愉快》入围金马奖和圣丹斯电影节……选择合作导演和挑选剧本的时候，王子剑比较偏爱先锋的、新锐的，对电影语言有更多探索的，或在国内市场上不常见的类型。“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件事：怎么让这些艺术电影最终能够被人看到。”“我们很清楚我们喜欢的电影是一些关于个体，关于生命，关于非常真实的东西的作品。我们也认识到往往一些新的美学出现是源发于一些非常个体的珍贵的生命体现，甚至它是源于一些瑕疵、限制、意外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东西。”
关于水，有一些事实可能会让你意外。比如：中国的农业用水是城市用水的5倍；70年前北京还是一片水资源丰富的地区；瓶装饮用水的水价是自来水的4000倍；中国人喝瓶装水花的钱是自来水的10倍……马中教授研究水环境保护多年，他要讲讲我们现有的水资源利用有哪些效率低下，以及如何保护我们的水环境。“这样看来，中国的水资源水环境不是这个解决办法。眼前危机对付一下，把污染冲一冲，这还说得过去，但长期就靠调水活着，总有一天没水可调。”
2015年，王原和朋友一起创办了新生态工作室，希望为我们的公园建立自己的解说系统。“尽管‘国家公园’成了这两年的热词，‘解说’仍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陈旧过时的导游词、错漏百出的解说牌，不友好的线路规划，几乎成为景区标配的玻璃栈道……“说到底，我们还没学会如何描述我们和自然的关系。”两年来，他们尝试用一段河流中的倒木来讲遥远的水源地和下游的关系，通过一个废弃的华南虎馆来讲动物园曾经的历史，通过介绍60多种当地野草来重新挖掘一个水乡的物种故事……“这些生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如何为其他物种所吸引，这其中传递出的‘关系’才是我们想讲的故事。”“2011年，张家界做了一条玻璃栈道，从此以后各个地方，河南、陕西，包括我们前段时间给安徽六安做的一个森林公园，甲方看到我们就说：你看我们这能做几条玻璃栈道啊？玻璃栈道似乎成为了一种文化，但是我们怎么在这样的地方去讲述我们的故事呢？我们能讲述什么故事呢？”
到底多大才算“老”？在老年心理学者李娟看来，年龄不只是岁龄，还有大脑的认知年龄、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这些不同的维度共同决定了一个人究竟有多“老”。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脑的记忆功能和信息加工速度都会发生下降。衰老除了会让健康和认知能力下降，还会让很多人的日常情绪发生变化，出现老年抑郁等问题。到2035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达4亿，每三个中国人当中就会有一个老人。如何提高老年生存质量，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毕竟，我们都有老的一天。“其实在北欧国家，痴呆的发生率已经开始下降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北欧人民生活越来越健康了。所以如果从现在开始，在座的各位生活方式改变一点点，比如更规律地吃饭、更规律地睡觉、运动，更有营养地进食，那么很可能等你们老了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痴呆的发生率也就会开始下降了。”
段清波担任秦始皇帝陵考古队队长10年，他还走遍了陕西的长城，调查早期长城资源。他主持过一项“863计划”，用物理探测的方法，对秦始皇陵进行大规模探测研究，对陵墓中到底埋藏着什么有了新的概念：“举世闻名的兵马俑仅仅是秦始皇众多陪葬坑中的一个。整个陵墓把当时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完全模仿到地下。一个一个的陪葬坑，实际就是当时中央政府的所有机构。皇陵中埋藏着秦朝中央政府的所有机构和秦始皇对他的皇朝的完整构想。”“过去所有帝王走到另外一个世界带走的都是跟他个人生活有关系的，秦始皇则不然，他带走的是一套国家的政治体制。”
1995年，张恩权第一次接触到国外动物园的丰容资料，饲养过犀牛、黑猩猩、熊猫、老虎、狮子后，他开始意识到中国动物园与国外动物园的差距，开始探索如何做丰容、如何为动物打造属于它们的家、如何通过行为训练减少动物的痛苦。他收集国外动物园的各种资料，探访国外现代动物园，为国内多家动物园设计改造了场馆。大到非洲主题区如何隔开狮子和羚羊，小到怎样为大象剪脚趾甲，他编写的《图解动物园设计》几乎成了国内动物园设计的“教科书”。“我们国内大概有几十家动物园饲养着上百头大象，但是能够给大象剪趾甲的动物园现在非常少。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在过去的两年之内，国内动物园从非洲买进来了超过一百头幼年的非洲象，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内，这些非洲象会长得非常大。所以它们以后面临的压力可能也会非常大，这是有可能演变成动物福利危机的一件事。所以我今天来这儿来讲这件事。”
1996年，还在中国音乐学院读书的@叶蓓 参与了高晓松专辑《青春无悔》的录制。《B小调雨后》《白衣飘飘的年代》，以及和老狼合唱的《青春无悔》，这些流传至今的经典让叶蓓成为九十年代民谣女声的代表。那些年，叶蓓与高晓松、老狼、郑钧、朴树、郁冬等人一起创作、录歌、去各地巡演，成就了九十年代校园民谣的辉煌，那些记忆大概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记忆一样，在各自之后漫长的人生里恒久闪光。“我选了一条白色的裙子。唱《白衣飘飘的年代》的时候，我看到舞台上的尘埃缓缓地飘落在我面前，一个熟悉的背景音乐的前奏响起来。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歌儿、成长的遭遇、迷茫和多年后的再次相聚，脑海像过电影般，心里一下子非常非常复杂，我当时就，就哭了。”
演到第291场，喜剧《蒋公的面子》已经火了五年。尽管@吕效平 戏称这是“上帝打了个盹儿，多看了一眼”，但此前和此后，他和学生们一直在做着这样的尝试：写人的悲剧性和喜剧性，指出道德的边缘，而不是试图做道德的榜样。《蒋公的面子》直面知识分子的萎靡困窘，《<人民公敌>事件》讨论青年人理想在现实中的断裂和挣扎，《杂音》聚焦代际矛盾和文化对撞——在这些由师生创作和演出的校园作品里，既能找到自我辩护的理由，也能找到抽自己耳光的理由。它们共同呈现的，是人在高尚与卑微之间的尴尬。“在《蒋公的面子》里面，我们看不见道德上给我们指出出路，我们只看见跟我们一样困窘的人以及比我们更困窘的人，在面临道德问题的时候首鼠两端。怎样选择都可以给自己辩护，怎样选择都要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抽自己的耳光。正因为这一点，我们的戏被现代戏剧观众们广泛地接受着。”
许子东以郁达夫、张爱玲、“文革”小说研究著名，2000年起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担任嘉宾。“做学问，我希望达到的第一个目标是，一个事情大家说了很多，但我仍能说出不同的意见。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达到。那就是我写一个东西，我在讨论A，但是最后不仅影响了大家对A的看法，而且我的讨论方法，别人可以拿去用来读B、读C、读E、F，这是我的理想。”“这就是我们最吊诡的地方。我们在网络上仇富、仇官、支持大多数。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想发财、想升官、想做精英、想做特别的人。这个矛盾是我们每个人的矛盾，也是我们身为人民、公民和网民的内在矛盾。”
除了拆掉重建或者花很长时间改造，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胡同居民在老房子里住得更好？这是臧峰、何哲、沈海恩和他们的众建筑工作室2010年就开始研究的问题。他们观察老房子，思考并尝试解决空间狭小、采光不足、没有卫生间等难题。从他们工作室所在的苕帚胡同37号开始，一种低成本、易于安装、节能、环境舒适的盒子陆续被塞进北京大栅栏的胡同里。“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具社会野心的一个项目。”
西安碑林始建于北宋1087年，经过九百多年的网罗搜求，现已收藏碑石墓志造像石雕4000余件。如世界四大名碑之一的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用叙利亚文和汉文记载着基督教贞观年间传入及其后100多年流传中土的情况；记载斯里兰卡高僧不空来到大唐创立密宗的《唐不空和尚碑》。碑林也保存了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柳公权、张旭、怀素等书法巨匠碑版，是一部立体的中国书法史。“碑林是中国人的思想库。中国古代为了保证儒家经典的准确性，曾经七次大规模地刻经，碑林收藏有前三次。第一次是《熹平石经》，因为是在东汉末年的熹平年间开始刻，所以得名。当时刻了五经四十六石，立在洛阳太学。在研究东汉的最权威的史书《后汉书》上记载说，这个碑立好了以后，每天来这观摩学习的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1800年前，洛阳堵车了。”
清华博士毕啸天的研究方向是“膜法水处理”，通俗点说就是找到更高效率的海水淡化办法。他还运营着一个经常在朋友圈刷屏的公众号“毕导”，冬天会通过模型计算出最御寒的“帝都冬季穿衣法则”；夏天吃了几十个西瓜后发明“避开所有瓜籽的科学吃瓜法”，因为不想洗袜子就做一个自动洗袜机……。粉丝在给他的留言中写道：在你的文字里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化学世界，总觉得你是在“玩”化学。“经常有人在看完我这些文章之后会问我，你整天研究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什么用？其实生活中我特别害怕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也同样害怕我在生活中会变成一个要求别人去做有用的事情的人。我觉得本来一个单纯好玩的事在你要求它变得有用的时候，那一个瞬间它就变得不好玩了。”
《三国演义》里华佗为曹操诊视头风病后提出：“先饮麻肺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除根。”《水浒传》智取生辰纲一节，吴用设计往酒里面下了“蒙汗药”，杨志等人饮下药酒，在晁盖、刘唐一声声“倒也，倒也”的呼唤中，软倒下来。麻沸散、蒙汗药真有这么神奇，还是小说家的游戏笔墨？它们的有效成分是什么？王家葵将从这两样药开始，讲他研究的本草学和药理学。“在元明之际的小说、话本和戏曲里，蒙汗药出场的机率非常高。甚至在元代的一本法律书《元典章》里，还专门记载了一例使用蒙汗药进行抢劫的判例。判例里讲述了李某人调和了一剂使人发蒙的蒙药，害了吴某人。这个吴某人吃了以后就昏迷过去，李某人趁机抢劫云云。看来蒙汗药真有其事，那么这蒙汗药是什么？”
@嚴明 大学学的是中文，当过十年摇滚乐手，做过十年记者，2010年辞职成为自由摄影师。重庆、河南、甘肃、陕西、内蒙古……他带着相机，穿越大半个中国。拈花细嗅的大叔，下班的米妮，壕沟里的大象，夔门的猴子，便溺的马……这些浪漫、忧伤，又有些魔幻现实主义的画面，拼合成严明镜头里的马孔多，他将其命名为“大国志”，获得包括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在内的多项国内外大奖，贾樟柯说他“不是去记录，而是去深刻地创造。”“中国有个词叫江郎才尽，我后来反复在思考这个词：江郎这个人他怎么会才尽呢？他是不是原来有个口袋，里面装的都是才，被他像钞票一样一张一张花光了？这个才是哪里来的呢？我分析这个‘才’应该叫‘持续感动的能力’。我们看到东西，看到社会，看到人，我们还会有反应，会有感动，这就是你再继续去创造、去创作的一个根本。”
做记者的十多年里，袁凌写过多篇特稿和调查报道，《守夜人高华》《走出马三家》等。但写的最多的，是大量像青苔一样绵延在社会下层和各个边缘行业的人——尘肺病矿工，湘西留守儿童，北京五环外的大杂院，云南雷区里的农民。在袁凌的笔下，这些褶皱层里的人不是时代的纪念碑，也算不上无名英雄，但他们在仅有的立足之地上承担了自己的生存，那份生活的质地和纹理，“比显眼舞台上的布景更切实”。“除了变成他们生活的自己人，在写作的时候还要注意不要使用矫揉造作的语言，不要忙于发泄情感和发议论。虽然说议论看起来很重要，但是比起他们的生活经验，并不重要。”
2001年，6名来自深圳的磨房网户外运动爱好者终于踏上了东冲海岸，完成了24小时内从蛇口到南澳的103.85公里的徒步穿越。这次行走，开启了深圳完全发自民间的“百公里”徒步。此后每年三月份的某个周末，人们如节日般相聚在一起，日夜赶路，翻越山海，感受城市。到2016年，参加人数已超过了十万。“百公里像一个种子，你把这个种子丢到山里面，有阳光、有雨露的时候，它自己会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