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他能从水的颜色，读出岸上的故事：如果水体呈现铁锈色，那是三价铁离子呈现的颜色，周边可能有工业区或是矿山。为了解决自己十多年前的一个好奇——我们建了那么多污水处理厂作用有多大，童银栋他和团队历时两年多，对中国境内的862个湖泊进行了水质数据的跟踪分析。这份为中国湖泊开具的体检报告，发表在《自然》杂志子刊《自然-地球科学》上。“我们答题的时候，如果不知道要点的话，你就玩命地往上写，总有几个是对的。我们发现中国的城镇污水处理厂突然也成了这个局势。我们甚至不知道城镇污水处理厂到底有没有用，就玩命地建，以为建得越多效果就越好。但事实上到底怎样，我们并不清楚。我在过去三年中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去思考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到底值不值得。”
向帆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视觉传达，运用公开的信息数据创作数字媒体作品。最初她只是为了解答自己各种各样的小困惑：究竟什么样的人每天来看我的博客？天安门广场上的游客到底都在拍些什么？如何能在美国日落大道上遇到明星？怎样才能在全国美展上获奖？……她尝试将视觉艺术作为一种手段，去探索数据中隐含的关系，用新的视角理解日常生活。“虚拟世界和数字世界最后还是逃不过物理世界，终归要回到人与人真实的接触上。数字媒体之所以现在看上去高冷，是因为数字媒体刚开始，还没有找到它的‘人’味。”“这个网站的设计帮助我们赢得了 Science 杂志去年主办的数据故事比赛，跟我们一起获奖的是美国国家实验室NASA、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还有Climate.gov国家气象实验室。他们用的是航天的数据、太空的数据，而我用的仅仅是网上和书里搜集的一些图片的数据而已。我没有大数据，我的数据非常小。”“我总觉得这样一种探索世界的方式会更有意思。”
自2005年起，独立纪录片导演顾桃深入东北边境，用镜头和文字记录着猎民们的生存状态。他用十年的时间，超过 500 小时的素材剪出了《敖鲁古雅，敖鲁古雅 》《雨果的假期》《犴达罕》《乌鲁布铁》《神·翳》五部自成一体的人类学纪录片，无不蕴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壮和哀婉。如今顾桃仍致力于拍摄包括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蒙古人在内的北方少数民族生活的纪录片。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影展，荣获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小川绅介奖等多项大奖。“现在想一想都觉得，自己从25岁到35岁的十年青春就像虚度了一样。其实虚度我倒也能接受，但就是觉得心里总有一个东西，不论你做的什么事情都不属于你，但是你要做的那个事还不知道是什么。这个时候是最难受的。”“孤独并不是坏事，它能让你小心翼翼去想自己的未来是什么。”
谢广明教授的团队是国内较早展开多智能体系统相关研究的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复杂系统动力学与控制、智能仿生机器人、多机器人系统与控制等。听上去有些高冷，通俗说来，他的研究对象是群体仿生鱼。仿生鱼在水中是如何运动的？一群仿生鱼如何实现水下的通信和协作？未来仿生鱼在海洋里可以做些什么？这些会是他将在一席分享的内容。“我经常会观察真鱼，有时候看多了会恼火，自然界的鱼太厉害，仿生鱼的差距还是挺大。”
音乐人@鬼卞_鬼老师 在一席讲述自己破碎重组再生的故事：「Being towards death 向死而生」。“那段时间我最爱做的事就是在那个废弃工厂摊开自己的四肢，躺在地上听，听风声、听雨声、听自己的呼吸声、听心跳砸在大地上的声音。会突然发现原来这就是活着，也突然发现这也可以是死了。”
如果以地球的年纪作为参考标准，人类在这颗星球上的寿命大概短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人类诞生之前，地球经历过哪些毁灭性的打击？未来，我们赖以为生的这颗星球又可能会经历哪些变故？从事月球与行星地质和环境研究的郑永春博士将聊聊地球命运。“当天空中掉下来一辆公交车，并且公交车的时速高达几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那就不得了了。”
黄丽群，台湾作家，著有《海边的房间》。你问我当时有什么感觉，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澎湃的感动。我祖父是个小人物，是在汹涌的历史之河中一个过河卒子，是那个一将功成背后的万古枯。不管1944年的他有没有在一个无名无姓的状态下被留下这张照片，都并不会改变大叙事的进程，也不会改变他个人的生命。但是，这张照片就是那个“随机性”，是那个大命运中的小机关。 我曾经在偶然中失去了和父亲说再见的机会，但是数十年之后，又被许多琐碎的偶然领到了半世纪前我父亲的父亲面前，跟他重新相逢。这张照片为我家族中原本带有一点点悲伤气息的命运，下了一个决定性的定义，就是世间也有着偶然的慈悲。
云南澄江化石库是我回国的重要原因之一，那里有我的用武之地，那些埋藏在地下的化石，已经等待了上亿年。在一块两寸见方的石块上，舒德干教授发现了一个不足两厘米长、模糊得几乎无法辨认的鱼状化石。它是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脊椎动物的“老祖宗”，这是舒德干教授在“寒武纪生物大爆发”领域的其中一个研究成果。达尔文曾对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感到费解，因为他在《物种起源》里提出的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一时期生命突然大量丰富。舒德干教授在这一领域的发现被作为标志性成果录入多国教材。“就是这样的一个途径，从这个微小的动物，我们把它叫皱囊虫，然后经过古虫动物类似的有鳃裂的东西，它有肛门了，然后就长出头来了，最后才诞生了人类，整个故事就完整了。”
1986年第一次潍坊风筝节后，从事机械设计的张天伟开始研究动态机械风筝，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以风为动力，将风轮、齿轮、曲轴、连杆、滑槽、摇臂等机械传动装置与竹扎纸糊的传统手艺巧妙结合，把东张西望、吐舌头、抬眉毛这些不同动作对应截然不同的“引擎”构造，每一个细节都环环相扣。他手中的仙鹤会摇头鸣叫、螃蟹能张牙舞爪，猪八戒会追西瓜、两只公鸡能打架，最复杂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风筝做了8个月，“有一次在梦里解决了问题。”
从钻石水晶祖母绿到锡石芒硝黑钨矿，全世界四千多种矿物颜色、纹理、形状各不相同，每一块都是凝固的亿万年时间。马志飞从事地质灾害研究，他决定给这些宝石和矿物“立传”：石头从哪里来，哪些石头长得像，什么石头做涂改液，什么石头能治病，夜明珠究竟是什么。一写就是百余篇。“石头是地球的往事，讲讲我们如何认识一块石头吧。”“直到20世纪初，在俄罗斯，有人如果去珠宝店买珠宝，看到整个珠宝店有欧泊存在的话，他们就会转身离去，他们觉得这是一双邪恶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2008年第一次潜入广东佛山的水下洞穴，王远就迷上了洞潜，在水下几十米到上百米的深蓝洞中，可以看到阳光穿透泉水的魔幻效果，还有水下钟乳石上凝固的亿万年地质变迁，此后他开始探索各种人迹罕至的地下迷宫，去世界各地的洞潜圣地佛罗里达、菲律宾宿务、墨西哥、巴哈马洞潜400多次。为了发掘、保护中国水下洞穴，绘制水下迷宫地图，他辞去了警察的工作，跟朋友们一起成立了WUD环球水下探索组织。“很多人说洞穴潜水是极限运动，说洞穴潜水非常危险、非常可怕。但实际上这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你要去的洞是什么样子的；另一方面是你是什么样子的。”
行人出版社1998年由陈传兴创立，2009年更名为行人文化实验室后，包括主编周易正在内的4人团队，开始发展完全由编辑们发起制作的自制书，举几个例子：《台湾妖怪研究室报告》，介绍台湾最具代表性的16只形态、个性和能力各异的陆生类、水生类、植物类妖怪，还整理出观察记录指南教你怎么找妖怪；《讨海魂》，耗时1年走遍台湾1600公里海岸线，记录13种即将失传的捕鱼技法和12位捕鱼人“与海共生”的生存之道；《透明的记忆》，走访台湾仅存的八卦窑玻璃厂，探寻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手工玻璃的往事与未来；《活字》，以一本活字印刷书籍的制作过程为主轴，通过铅字工人的故事，追寻逝去的活版印刷年代……
魏小石22岁时接触了民间音乐档案制品，知道了音乐不只是娱乐。之后，他选择攻读音乐人类学博士，同时为自己开启了民间音乐制档人的职业。他成立塔石音乐 & 档案品牌，专职制作民间音乐档案制品。他的工作语言为汉语、英语、土耳其语、维吾尔语，通过田野调研的方法，将民间传统音乐的历史、人物细节进行书写。好的音乐档案，可以是一部百科全书。如何将人性、历史、民俗写进一部音乐档案，是他每天思考和实践的事情。“这是一句土耳其的民歌：溪水潺潺流淌，带走的是洁净的溪石；世界是个窗口，带走的是匆匆的看客。献给带领我进入音乐民俗世界、带领我进入突厥语言世界的Ilhan Basgoz教授。这段歌词中，如他所说：万物都是暂时的表象。那么，我们在民间音乐中需要寻找的，就是这些不断变化的表象之后的永恒；这位教授也常常和我这么说：如果我的人生从零再来，我依然会选择如此。是的，我想，选音乐档案的职业，也是我的永恒的选择。”
因为喜爱电影，忻钰坤高二辍学去上电影培训学院。考北电失利，只好在电视台拍了几年栏目剧，直到考上北电的摄影进修班。29岁的时候，忻钰坤终于有机会拍摄自己的电影处女作，全程缺钱咬着牙拍完。《心迷宫》成本不到200万，票房累计过千万，获得2014年FIRST青年影展最佳导演、最佳剧情长片奖；同年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华沙国际电影节、台湾金马奖等。“有时候我偶尔扫到他来现场，我们看他那张哭丧的脸，就知道完蛋了，可能钱没找来。但是我能做的没什么，我只能专心拍，尽快往前赶。后来就这么5万、10万、5万、10万一点点地凑。 我们最终提前6天完成了拍摄。我拿着这些素材回到家，又默默剪了半年，终于把我们的第一部长片剪出来了，就是《心迷宫》。”
“1994年我偶然发明了一种新的天文成像方法，我每天都用这个方法分析我们的伽玛射线天文卫星数据，做出太空中伽玛射线源的天图。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天图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而且当时太空中最明亮的伽玛射线天体，我极为震撼，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发现，这就是银河系内第二个微型类星体。”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张双南讨论“科学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中国古代天文学没有孕育出科学”。“那么科学是什么？我们从爱因斯坦的回答，以及刚才我总结的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到开普勒、到伽利略、到牛顿，我们就知道，他们一直在追问太阳系内行星运动到底是什么规律。因此科学就是刨根问底。”
相较于史前考古和商周考古，郑嘉励的研究方向显得有些冷门。从2006年到现在，他专注于浙江宋代墓葬和城市考古，兼及更广阔的田野调查。每到一处，寻古墓、探矿洞、看房子、访墓志碑刻、查方志族谱，以田野考古的方式对接史学研究，进而透物见人。郑嘉励戏称自己是“考古界的趣味叛徒”，这一次，他将从嘉兴考古工地来到一席，聊一聊小说和影视剧中不会出现的古墓，以及古墓里的人。“宋代人既有追求族葬的理想，也深深地被世俗风水的观念困惑。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元明时期，很多家族的头面人物都出来张罗营造家族墓地，但恰恰是那些出面张罗的人，在临死时会自己找一个风水好的地方埋掉。所以人生在世，命运无常，到了英雄末路，再多的理性都是不够用的。”
罗斯高（Scott Rozelle）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REAP项目联合主任 。如果从12岁在洛杉矶的一所小学开始学习中文算起，罗斯高和中国的渊源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三十年前，他作为康奈尔大学的博士生，第一次来到中国做关于农业经济的田野调查，此后多年一直将中国贫困乡村作为研究和帮助的对象。2008年，他在中国组织了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 简称REAP)， 以实证研究数据为基础，先后发起了十多个和农村教育及儿童健康相关的项目。这些项目包括给农村中国宝宝发维生素营养包，帮农村近视儿童配眼镜，向农村寄宿学校引进生活辅导老师，培训农村幼儿园老师，用电脑帮助西部学生学习普通话，为贫困初高中学生提供经济援助等等。“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
一件修复好的武士俑刚出土时是什么样？许卫红的答案是：几十块到几百块不等的碎陶片，最重的四十多公斤，最轻的不足一克。从事考古工作近三十年，许卫红有一半的时间在参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考古发掘。2009年，她担任了一号坑第三次发掘的领队。在三年的时间里，她和队友们不仅发现陶俑、车马和兵器，还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找到了更多隐藏其间的秘密，比如兵马俑的彩色装容与雕塑方式，一号坑的工程质量与早期破坏，以及秦代兵役制度和物勒工名制度等等.现在，许卫红正在主持秦都咸阳城大遗址考古工作，试图从残存的遗迹中，拼接出更深阔的历史面貌。“考古从来不是为了挖宝，一片石磐残块、陶盆残片，都有它们的前世今生。”“刚才我说了，各国的好东西、宝贝咸阳城非常多。一句不夸张的话，在咸阳城里可能随便一走就会被金疙瘩给硌着脚。我现在展示的这个东西，是2015年冬天我散步时在一个基建工地的绿化带捡到的。”
从2002年参与策划了798第一个画廊的第一个展览《北京浮世绘》，到《艺术界LEAP》杂志主编，再到北京著名公益艺术机构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最年轻的馆长，田霏宇 (Philip Tinari) 亲历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变化。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圈最活跃的外国人之一，田霏宇尝试着给理解中国当代艺术增加一个国际的维度，既把中国艺术家推出去，也把国际艺术家的展览引进来，已经为来自全世界逾四百万名观众呈现出百余次艺术展览和超过三千个公共项目。"很多人面临当代艺术第一个反应是，我看不懂。但是这个看不懂，通过一个艺术机构，或者是种种在艺术领域里面的介入，可以变成一种新的体会。"
华沙，认知心理学研究者。“很多科幻电影、小说都会告诉我们，我们的大脑并没有被完全地开发，只开发了10% 、5% 、20%，反正某个特定数字。其实并非如此，我们的大脑几乎被榨干了用尽了，尤其是面孔处理的区域几乎完完全全被榨干。甚至最近有论文都在研究说文字处理区域和面孔处理区域会互相抢占空间。”
如果从上世纪70年代协助沈从文先生整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发掘马王堆汉墓算起，王亚蓉进入纺织考古已有40多年。她曾参与和主持的纺织品文物发掘及保护项目，从2000多年前的先秦楚墓到晚近的明清王陵，“几乎能串起一部中国纺织考古史”。2007年起，王亚蓉开始主持江西靖安东周墓纺织品文物发掘及实验室修复，我们打算请她讲讲这座葬有47具棺木、出土300余件纺织品的春秋时期大墓，以及从泥沙中复织出的2500年前的染色织锦。“将近三十年，我们纺织考古第一梯队只有三个人，现在沈先生走了有三十年了，王㐨先生也走了有二十年。当初沈先生和王㐨先生对纺织考古有非常好的设想，但是自然规律，人走了，没办法。我今年生日过了，都步入76岁了，我就觉得知道这么多，你要不做，没人带他们走，所以我也一直在坚持。”
“帝都”地铁换乘站到底有多长？西直门桥是北京最复杂的立交桥吗？北京上空的往来航班有多繁忙？方正的城市里为什么有各种斜街？北京的城墙都去哪儿了？……成长于北京的两位城市研究者宋壮壮和李明扬，用笔画下了城市、市民，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奇妙互动，尝试用图来解释这座城市里熟悉又陌生的片段。“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脚下的这个地方，是那个叫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其他名字的城市，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待在这儿，我们为什么选择待在这儿。当然我们还会慢慢理解那些与我们一样的，在为这座城市付出的，在贡献着自己生命跟青春的那些人。”欢迎下载一席app和关注一席公众号：yixiclub，观看更多演讲图文和视频。
土生土长的阿拉善人，治沙14年。在日本读完环境学之后，吴向荣回到阿拉善种树，他和他的团队管理着17公里长、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腾格里沙漠东缘生态治理示范区。多年的种树经历让吴向荣意识到，沙漠不需要治理，真正需要治理的是沙漠化。他们采用“锁边”的方式，种植绿化带锁住沙漠的边缘，阻止沙漠的继续扩张。在他看来，沙漠很美，沙漠会让我们每个人认识到自身也很美。“因为我每年在种树，跟女儿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每年只有冬天能回去一段时间陪一陪她。但女儿依旧骄傲地对大家说：‘我的爸爸在种树。他种了很多树。’”
为了盘点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钟扬来到西藏，十五年间，他为国家和上海的种子库收集了青藏高原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他说数百年后科技可能会很发达，但很多物种灭绝、很多基因会发生变化，再想寻求几百年前的基因就很困难了。“一个光核桃里面一颗种子，所以我先收集8000个桃子，把它运回拉萨放在我的实验室里面。如何把里面的种子取出来成了一个关键，我就摆在门口，每个路过的人必须尝7颗。为什么是7颗？如果超过了10颗，很多同志一辈子都不想再见我了。”
郭黛姮，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师从梁思成。从2009年开始，郭黛姮带领80多位研究人员开始了圆明园的数字修复工程，借助数字技术，重新“恢复”圆明园的原貌。
唐际根，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站长。为了找到洹北商城的宫殿区，唐际根和他的考古队拿着洛阳铲在安阳航校的跑道附近钻探，被航校保安以影响训练为由撵了出来。他们又想在村民的地里钻探，村民说打一个洞两块钱。唐际根觉得太贵，打不起，便去村长家还价，看能不能5毛钱打一个洞。从村长家回去的路上，他发现一片苹果树林里有几条小路，没有种菜也没有种树，便招呼考古队员试着在小路上钻探。就从这里开始，他们找到了商代中期都邑——洹北商城的宫殿。“有时我真想穿越回去，看看当时到底怎么样，和我的考古研究能对上吗?”“实际上怎么回事呢？商朝的房子倒塌了，战国的朋友到这儿来溜达，掉了一个豆把上去。问题解决了，我很开心。于是我回到考古队，我说大家不要不理我了，这个房子还是商代的。”
李杨，导演。从讲述矿洞诈骗杀人案的《盲井》，到拐卖妇女题材的《盲山》，@剑客李杨 的作品都取材自采访调查所得的真实故事，用冷峻的镜头揭示现实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先后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等，入围戛纳等多个国际电影节。《纽约时报》记者看了《盲山》之后评价：“有时候电影对真相的还原度和保鲜度，远比新闻报道要高。”还有人说：“他的电影不看会遗憾，但是看了以后会不忍再看”。
2012年，导演郭柯认识了“慰安妇”韦绍兰，并把她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三十二》。“在接触韦绍兰以前，我对‘慰安妇’的理解就是停留在那个词上面；但是碰到她以后，这个词变得具象了，它是活生生的一个人。”郭柯决定以纪录片的形式去把其他的受害者都记录下来。 “其实《二十二》这部纪录片应该以什么样的角度去拍摄，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我也很纠结。但是随着长时间跟这些老人接触，和她们相处，我坚定了当初的想法，就是把她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去记录。就像这个海报上那四个字：深情凝视。”
2016年中国脱口秀喜剧节冠军，“人们需要笑和思考，而我恰好能够提供。”
2013年底，导演张杨带着一个二十多人的团队，和十一位藏民素人演员一起踏上了芒康到冈仁波齐为期一年的朝圣之路。《冈仁波齐》没有程式化的剧本，全是从路上即兴挖掘故事和人物，再转换成电影语言表达：吃饭、睡觉、磕头、念经……这部有着纪录片风格的剧情片，从上映首周最低排片只有0.9%到后来突破8000万票房，成为今年国产艺术电影的一匹黑马。《冈仁波齐》是张杨的第十部电影，他的代表作有《爱情麻辣烫》《洗澡》《落叶归根》《飞越老人院》《昨天》等。“我拍的是每个人的一点小愿望，内心里面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