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所所长。 “法律是平衡的艺术。” 网络上流传着一位法外狂徒张三，他屡犯奇案，用自己传奇的一生牵动着网友们一起学习法考知识，“捧红”他的幕后推手就是研究刑法学多年的罗翔。 关于刑法，罗翔说：“刑罚是对犯罪的惩罚，刑法是对刑罚的约束。”法律所追求的是公平与正义，刑法更是如此。虽然人类的有限性决定了法律所追求的正义是有瑕疵的，但这也并非代表正义不存在。 我们不可能靠法律去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但法律对客观真理的持守，对客观存在的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依然让人们心向往之。 “我想表达的是，所有的法律概念都是存在价值判断的，同意也是一样。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它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它要承载体现我们法律要倡导的公平和正义。”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过去有一句话说‘真理越辩越明’，不一定是这样的，真理有时候越辩越糊涂。一般来说，争论你说服不了对方，或者至少在言辞上说服不了对方，他可能要过后，甚至过了一些年才会明白，可能是影响听众，影响旁观者。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多地卷入这样一种有些时候相当无谓的争论。” 在诸如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公共讨论环境在变得恶劣。人们对许多问题的态度和立场的分歧日益加剧，甚至演变为不同观点的口诛笔伐，站队、对骂、拉黑等在常态化。在另一些舆论场域，被“算法”和“圈”主导，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信息空间，不同圈子之间的差异之大常常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何怀宏认为，现代社会由于平等的观念和信仰的自由，价值的追求也变得越来越歧异了，在终极信仰甚或价值追求方面的共识很难普遍地在全社会达成。这是主流趋势，无论是享受还是忍受，你都不得不接受价值的分化和多元。 既然存在意见分歧，就要考虑到底还有没有普遍的对行为的道德判断，如果有的话，这种判断的根据是什么。他用“底线伦理”来描述现代社会伦理的基本性。一是说这种伦理是基础，但又极其重要。二是说它还是一种人们行为的最起码、最低限度的界...
李翔伟，行为艺术家。 很多人听说李翔伟可能是他宣称自己把杨永信家的电闸给拉了，因为他和杨永信是老乡，他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也可能是因为他给工地里的管道喷上“Youtube”，这些“油管”第二天被埋到了地下，他希望有一天，“油管”能再次被我们看到。这样看来，他似乎是个挺愤怒的人。 李翔伟在废弃沙发上写“我在这里等你”，把标语“带走你的垃圾”改成了“带走你的爱”。他用《波西米亚狂想曲》混剪的快手视频，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互联网对所谓土味视频的观看方式，“如果你不能理解别人的痛苦，看土味视频就像是在看笑话。” 当洒水车喷出的彩虹翱翔天际，当bgm反复唱到“Is this the real life”， 他和视频里的主人公们都选择了一种方式， 用浪漫与荒诞反抗现实。 他的第一个行为作品叫“我不是一个当代艺术家？” 李翔伟在一切的开端就问出了这个问题。不过答案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时代“不能搞艺术，所以有必要”。 “大家会说我很感动，但是为什么感动，眼泪从哪里来，大家懒得追问，也不敢追问。大家很享受这种一直被感动的状态，而不愿意再往前迈进一步。”...
许慧晶，纪录片导演。 “我想以纪录片搭建一个不同群体间沟通的桥梁。” 获得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奖，组委会的颁奖词写道：“流畅的剪辑、超越线性的时间叙事、与完备的电影技术的高水平融合，在动人又诚挚的成长故事中，彰显了人性的温存与希望。” 许慧晶一直关注乡村题材，他拍过与生育相关的妈妈们，与信仰相关的奶奶们，与爱相关的年轻男人，与房子相关的中年人。 《棒！少年》是许慧晶个人创作停滞几年后的作品。北京市郊，有一支由留守儿童组成的少年棒球队——强棒天使队。棒球场上每一个活蹦乱跳的少年背后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成长经历，有的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有的双亲一方患重病，另一方离家出走杳无音信。 许慧晶用摄影机记录下了这群少年在棒球的陪伴下成长的故事，拍摄过程中他也开始反思纪录片到底能做什么，也许除了呈现问题之外，纪录片还可以成为不同群体间沟通的桥梁，去呈现希望，哪怕是一丝渺茫的希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想把他们拍成一个传奇。可能很多人会说传奇故事会落入俗套没什么新意，但我那会儿就是这样想的。我非常期待孩子们能有所成就，希望他们被认同从而产生希望，希望棒球能真正改变他们的命运。”...
程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单一故事的危险性不在于它们是假的，而在于它们是不完整的。” 程莹的研究对象是尼日利亚贫民窟里的剧团，她也想过研究宏大的戏剧传统和世界级的剧作家，但在参观了剧团排练后，她意识到自己真正关心的是贫民窟里普通的年轻人，他们如何生活？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 剧团成员们大多没有固定的工作，上午排练，下午和晚上各自打些零工，维持生计，过着一种“悬浮”的生活。可是，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边缘人，年轻人们并没有选择撤退。 他们的戏剧作品大多是讽喻性的，融入了对社会、政治的思考与批判。演出大多在热闹的集市、小巴车站进行，有时也会跑到金融区，给打扮精致的银行家们演一出讽刺中产阶级的经典剧目。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旅行者和研究人员来到非洲，我们早该放弃那些部族的、传统的、与现代对立的陈词滥调，看到更多样的、有想象力的非洲故事。 “当他们说，‘坚持，是因为我们无法承担沉默的代价’，他们是在坚持自我表达和公共表达的传统。当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Noconditionispermanent’，不是在进行自我麻痹，他们是说永远不把不公正、不合理视作理所当然，应该相信表达的力...
吴翼，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 “人工智能很多时候其实是人工智障。” 吴翼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StuartRussell教授从事AI研究——利用深度强化学习使智能体在物理环境下可以学会与人类行为相似的策略和技能。 他说训练AI的过程其实就像是教它们打游戏，它们有时显得很聪明，似乎可以去解决很多突破人类认知的难题，但是有时它们又不按常理出牌，显得十分智障。 人工智能真的如同我们想象的一样无所不能吗？我们真的可以信任AI吗？未来人类会被智能体取代吗？
王飞，律师。 “在司法的谬误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参与平反冤案，看似是解决陈年旧案，实际上是面向未来的工作。我们是为了整个社会，包括你我这种普通人，让每一个尚未面对的人免于这种遭遇。” 今年8月，被羁押27年的张玉环改判无罪，王飞是他的辩护律师。这些年王飞代理了多起冤假错案，“有太多绝望的人，我想拉他们一把”。 任何人都可能在某一天变成蒙冤者。这些被卷入冤案的人，有贫穷的、富有的，有农民，也有警察、法官。在法庭上，王飞说：“我不是在为张玉环一个人辩护，是为了你和我，为了我们所有人。”当司法不能为某个人提供保障，就不能为所有人提供保障。 虽不能决定成果，至少可以尽最大努力影响进程，他认为这是律师的职责。“悲剧总在我们的放任自流中发生，且反复发生。既然从事了一项参与他人生死的职业，就不能对他们的生死置之度外。” 一个卷宗背后，可能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岳毅桦，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副总干事。 “让孩子随父母一起流动，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 流动儿童是个老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在谈？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数量高达1.02亿，占全国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超过三千万是与父母“在一起”的流动儿童。近两三年，随着大城市控制人口政策、改造计划的出台与推进，流动儿童想上学变得愈发艰难。 在一些城市中，低收费的民办学校在开办、招生上受到限制，还会因为拆迁、房租到期等各种原因被迫关闭。流动儿童如果无法进入公立学校，也没有民办学校可以选择，最终只能离开父母，回老家“留守”。很多孩子都在“流动”和“留守” 的身份之间不断转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流动与留守的是同一批孩子，同一个问题。 今年是岳毅桦全职做公益的第十六年，她遇到了从业以来最喜欢的项目，准备“把余生都托付给这件事”。她所在的新公民计划是一家关注流动儿童的民间公益机构，他们希望每一位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都能和父母一起，在城市上学。 “捐书这种事儿听得还少吗？图书馆这种公益概念有什么稀奇的呢？稀奇。我们在北京的民办打工子女学校工作了10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活的图书馆，...
臧寅垠，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把创伤的经历直接写下来，同时将与之相关的负面情绪写下来，可以有效地减轻PTSD的症状。”汶川地震过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个词逐渐进入了大众视野。亲历了对生命产生威胁的事件——自然灾害、暴力、车祸、战争，或者目睹了亲人、朋友生命受到威胁的事件，都可能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臧寅垠在焦虑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疾病的干预领域研究多年，她曾在四川地震灾区开展PTSD的临床研究，在美国工作期间也深度参与了对现役军人的PTSD干预研究。“面对经历过重大创伤以及躯体损害的人，我就觉得当时学到的许多心理咨询技巧和支持性的方法显得非常苍白和无力。我当时非常想知道，什么样的技术和方法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缓解他们心理上的痛苦。抱着这样一个目的，我在博士期间就把对我国地震PTSD患者的治疗作为主要的研究项目。”
“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大概有多少呢？我上午问了应急部的同志，我们国家目前有泥石流灾害隐患点3.35万余处，泥石流影响90%以上的水电基地，还有170多座县城、1300多个乡镇也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影响。”1991年硕士毕业后，陈宁生就到地处“世界泥石流天然博物馆”的云南蒋家沟泥石流观测站，开始了和泥石流治理打交道的生涯。泥石流研究的核心难点是建立一套科学的预测方法，为居住在泥石流隐患点的居民争取到足够的应对时间。除了利用监测点的仪器和实验室模拟的数据外，为了采集一手资料和数据，陈宁生总是努力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害现场，他常常需要跑遍整个流域去还原泥石流发生时的场景——泥石流跑得多快、浓度是多少、流量是多少、有多大的冲击力、松散固体物质有多少、从哪里来的。陈宁生团队的“泥石流灾害预判与综合防控关键技术”入选2019年度中国生态环境领域十大科技进展。
李骁健，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港脑科学创新研究院研究员。“这样看来好像这项技术还是有点儿风险的，那么大家就要问了，发展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对人类有什么帮助吗？”从《攻壳机动队》到《阿凡达》，人们从很久以前就在科幻片中设想，或许意念可以控制机器，或许人类身体的一部分可以被改造成机器，从而获得超出常人的战斗能力。前些日子，马斯克用三只小猪展现了Neuralink公司的最新技术，让“脑机接口”这个带着科幻色彩的名词再度走进公众视野。脑机接口会怎样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变化？未来是否真的会有脑机融合的一天？人类又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李骁健认为脑机接口其实就是一种信息沟通的技术方式，“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了，只是从科研到产业领域推，才走进大众视野。如果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并加入到脑机接口的研究中来，对大脑的理解或者脑疾病的治疗会有很大帮助。”
彭华茂，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发展心理学关注从儿童到老年人的一生的发展，但是一直以来，大家的关注度是随着年龄降低的。”一方面，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对年龄的焦虑当中，另一方面，许多人对老年期的认识是偏消极的，抠门、大妈审美、爱转发谣言贴、买保健品受骗……这些标签形成的消极刻板印象越来越固化。彭华茂的研究方向是认知老化及老年人的决策行为。有关老年人一系列决策行为的研究改变了她对老去的一些认识。和实验前的预期相反，老年人的一些决策能力并没有像认知功能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下降的趋势。在心理学界还有一个有名的现象叫老化悖论——老年人的认知能力、生理功能在下降，但他们的情绪体验、幸福感却在上升。为什么会这样？“在这些对老年人的消极印象之外，还伴随着一些更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老年人，怎么样和他们相处，怎么样去解决相处过程当中出现的矛盾冲突。”
李一凡，艺术家、纪录片导演。从2016年开始，李一凡在广东、贵州、云南等地，完成“杀马特”青年采访67个，网络采访11个，同时，通过在快手购买手机视频等方式，收集了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九百多段，最终制作成纪录长片《杀马特，我爱你》。这是一次详实且残酷的调查梳理行动，五颜六色的头发下面，李一凡重新检讨了城乡关系里社会底层工人的生存代价和权利困境根源。在拍摄过程中，李一凡发现“杀马特”的主体是90后、95后的农民工，几乎都是农民工二代。他们都有留守儿童经历，相当多的人有中小学辍学的经历，初次进厂打工年龄都非常小。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休息一到两天，收入只有三四千块钱。在李一凡看来，这三四千块钱不仅是冷漠的数字，还是工人所经历的极度的疲劳和生命的贫乏，以及面对阶级固化后的无望。“我有时候就反省自己，我以前以为的通过自我否定来抵抗这个时代是多么可笑。他们好多人连保护自己都还没学会，哪里有能力反抗啊。这其实是一帮最可怜的人，他们只是打开了一个保护自己的装置而已。但我们的社会真的非常不宽容，杀马特不过是希望通过身体改造来保护自己的那么一点装饰，就那么一点点异质的东西，让他们被全社会视为异...
岳毅桦，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副总干事。“让孩子随父母一起流动，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流动儿童是个老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在谈？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数量高达1.02亿，占全国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超过三千万是与父母“在一起”的流动儿童。近两三年，随着大城市控制人口政策、改造计划的出台与推进，流动儿童想上学变得愈发艰难。在一些城市中，低收费的民办学校在开办、招生上受到限制，还会因为拆迁、房租到期等各种原因被迫关闭。流动儿童如果无法进入公立学校，也没有民办学校可以选择，最终只能离开父母，回老家“留守”。很多孩子都在“流动”和“留守”的身份之间不断转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流动与留守的是同一批孩子，同一个问题。今年是岳毅桦全职做公益的第十六年，她遇到了从业以来最喜欢的项目，准备“把余生都托付给这件事”。她所在的新公民计划是一家关注流动儿童的民间公益机构，他们希望每一位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都能和父母一起，在城市上学。“捐书这种事儿听得还少吗？图书馆这种公益概念有什么稀奇的呢？稀奇。我们在北京的民办打工子女学校工作了10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活的图书馆，能够持续开放...
“我想让各位猜猜，异性婚姻、男同婚姻、女同婚姻，哪个离婚率最高？” 魏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从早年的成都同志公共空间研究，到近年关注同志的身份展演、同志情侣的亲密关系和生育规划，魏伟多年来聚焦于性少数群体，一直在践行“将主流酷儿化”的研究理念，关注同志社群，同时以此为透镜揭示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 与十几年前相比，现在很多“同志”也想尝试着和自己的伴侣组建家庭。那么这样的家庭会与主流家庭有何不同之处呢？同志亲密关系与异性恋有没有差异？他们是否可以在制度、伦理和家庭的夹缝中实现生儿育女梦想呢？ “人们普遍拥有了自我身份认同，使得长期伴侣的关系变得可能，对于同志家庭的建立也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同志家庭不是基于血缘，而是建立在个人选择、友谊及承诺等超血缘的关系之上，由个体创造出来的亲密关系。这样选择的家庭，它挑战了基因在界定亲属关系和家庭中的特权地位，创造出了另类的亲属制度和家庭形态。”
“你能想象到的事件，你想象不到的事件，可以说从生到死，这两者之间的所有事情，都有可能出现在911应急电话里面。” 王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王篪在美国东部某城市的 911应急中心做了三年的田野研究。那时候她对在复杂情况下需要迅速做判断的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 美国911应急中心是消防、警务和医疗的报案电话统一号码，接线员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判断案件的性质，短的十几秒，长的几分钟，而且他们的判断常常是生死攸关的，因为派遣部门是根据他们的判断派遣相应的救护力量。 接线员如何在只有语音信息情况下做出准确判断，应急工作的困境有哪些？社会生活中的小概率事件却是应急工作人员的日常，这种状态对他们的心理有什么样的影响？
“宋诗就不一样了，不但表现吃喝，它还表现拉撒。” 侯体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侯体健是中国诗歌史和宋代文学的研究者。比起唐诗和宋词，他更喜欢和学生讲宋诗——目前，我们已知范围内的宋诗就有28万首，在数量上是全唐诗的5倍，有许多丰富的值得研究的话题。 比起过去的诗，宋诗与生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过去的诗人所忽视的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都被宋人写成了诗。“日常不能径直变为诗，但诗可以表现日常，从而具有了动人心弦的力量，超越了琐碎凡庸的现实，直指人们的情感与精神世界。” “梅尧臣这个诗人非常有意思，他还写过打喷嚏，闹肚子。还有一次他身上很痒，觉得是虱子咬了自己，就去捉虱子，结果虱子没捉到，捉到一只跳蚤。他也写了一首诗，就叫《扪虱得蚤》。宋人对于日常的书写，从梅尧臣开始越来越多，而且越写越可爱。”
沈志军，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 “我们谈什么物种保护、动物福利，其实都要体现在动物个体身上。比如我们用3D打印技术，给一只缺了门牙的猴子装上了大金牙。有一只丹顶鹤打架打断了嘴，我们也给它装上了假喙。这样能提高它们的生活质量，也让它们在同类面前更有自信了。我们还用了三年的时间，把一只小猩猩送回它的家庭里，送回它的妈妈身边。” 许多熟悉动物园行业的人都说，红山动物园是中国近些年来最锐意进取的动物园，在场馆设计、动物福利、饲养水平、野生动物救助方面都可圈可点。 今年，是沈志军在红山动物园做园长的第12年。这些年里，这个团队做了很多国内动物园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这里有大陆地区第一只 享受美甲服务的大象，还让繁殖记录断档多年的鹤鸵重新开始了繁殖。这里有动物园爱好者口中全国最好的灵长类展馆，展区的通道设计、材料选择、植物配置都用了许多国内没有用过的方法和工艺。而熊猫、老虎、大象的便便也被开发成了环保的生物有机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抬高了中国动物园行业的天花板。 这一切有一个背景：红山动物园是全国所有省会动物园中唯一一个自收自支型的动物园，改建场馆、饲养动物的费用主要都靠自筹。但他们没有因为财力有...
葛四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如果现实中的大多数人是天使，我们是不需要正义原则的；但我们也不是恶魔，如果是恶魔，正义是不可能的。” 人们习惯于假设最成功的人也是最能干的，可是很多研究都认为，运气比我们以为的更重要。因运气造成的种种不公，是正义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 “正义总是力图始终一贯地要求某种平等，而运气则意味着必然发生在人们身上的各种导致差异的偶然性。”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不少政治哲学家就开始反思 正义与运气之间的关系。 自罗尔斯的《正义论》之后，各种正义理论的核心就是考虑正义应该如何处理各种运气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面对这一问题，哲学家们各有答案。 葛四友在硕士期间研究的是经济史，可是他对这个世界有太多问题找不到答案。于是博士期间他转向哲学，开始了伦理学的多年研究。 “无知之幕最终是要打开的，我们还要考虑，打开后我们能不能够形成相应的正义动机去维持这样一个社会。”
刘佳，重庆洞穴探险队副队长。 “其实像红军洞这样的竖洞，有一些是被用来当作杀人抛尸的场所，但是不要因此就给竖洞蒙上恐怖的色彩。竖洞还是有独特的地质特点和魅力的。作为天然的喀斯特漏斗形态，竖洞被探险者称作地球上最后一块未完全开发的领域，它不像雪山那样明明白白地矗立在那里，只有深入其中才能一探究竟。” 刘佳，外号「小葱」，从2004年至今的16年间，一直潜行在恍若隔世的世界，探索过的大小洞穴已经超过1000个。2007至2009年间，刘佳和其所在的重庆洞穴探险队对重庆涪陵区的万丈坑进行了历时三年共4次的探测。测得其垂直深度为841米，跻身中国竖洞深度第二位，结束了中国竖洞前几名多年来被外国人主导探测的历史。 刘佳觉得探洞弥补了她在城市中所迷失的东西：挑战、队友情谊和责任感。比起其他地方，探洞更像是在另一个星球进行的迷失艺术。这样的探险能让内心成长，突破自己的极限，到达那些本来到不了的地方。探洞已经成为刘佳生命中最需要的理由，探洞带给她的是心与身契合的自由，是孑然独立，不依附，不恐惧。 正如她所相信的：“我随时都在准备投身于这个充满诱惑和男性化的游戏中去，想象着置身于冰冷岩石中，从容不迫地去...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可以说从中唐以后到宋代，‘忠’的观念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这个观念变化的核心就是大臣的责任越来越多，皇帝的责任越来越少。而且‘忠’变成了一项无限的义务，或者说变成了衡量一个大臣好坏的最高道德品质。” 青年历史学者仇鹿鸣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获得专业领域的肯定之外，他的两部学术著作在豆瓣上获得几千名大众读者评出的9.2和9.5分的高分。 我们邀请他来分享一个历史上的“无名者”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王伷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时期，在这样一个乱世之中，他先后效力于五个政权，叛唐以后每每逢凶化吉、官运亨通，成为安史政权的重要人物。回归唐廷后仍然官运亨通，并没有因为曾经“附逆”而遭到严厉制裁。 和王伷同时期的这批“贰臣”的经历与后来明清易代之际官员殉难以示“忠”的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仇鹿鸣从这些士人的经历中探讨 “忠”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中的演变。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只有你发现历史不是死的和教条化的时候，才能够成为历史学家。” “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在赵世瑜的研究中，最知名的可能就是关于这则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的考证分析。 传说作为口述文本是不稳定的，因此除了可以反映其它的历史真相之外，它本身就是活的。正是从这则移民传说的传布与流变中，赵世瑜解读出了明朝军户制度和族群关系变动对华北社会及平民的生活的影响。 我们可能会惊奇于一位历史学家在田野调查上花费的时间。这些年中国的大江南北都留下了赵世瑜和朋友们的足迹，早已超过了古人说的“行万里路”。在田野中，他们不仅收集族谱、碑刻、契约和口头传说等民间文献，更重要的是在当地的社会情境中理解文献，从生活世界中的小历史理解全局性的大历史。 “在生活世界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以前我们从来不会意识到的，崭新的历史研究课题。而且在生活世界当中，我们也可以产生出很多新的历史解释。”
徐奥林，奥秘之家创始人。 “一切皆可游戏。” 法学院毕业的徐奥林在律所待了几年后，选择投身自己热爱的解谜游戏行业，创立了奥秘之家。早年的奥秘之家带动了真人密室逃脱行业的发展，而随着越来越多密室的出现，创造力成了解密游戏得以生存的关键，奥秘之家也一直在寻找着新的方向。 2018年年末，故宫出版社上线了一本互动解谜游戏书《谜宫·如意琳琅图集》，主创之一就是徐奥林。与普通的游戏不同，如果你想通关这本解谜书，获得完整故事，一定需要线上线下的的配合才行。 这让人不禁想到奥秘之家的另一款解谜书《奥秘地铁逃脱》，这本谜题将密室的概念扩大到北京、上海两座城市，就像是每一间密室的格局与细节都可能暗藏玄机，书本的每一个环节和涉及的每一条线路设计也都颇为考究，人们在游戏探秘的同时，不知不觉对自己平时生活的地方有了更多观察和了解。 每个游戏设计者都希望玩家可以在自己构造的游戏世界中获得享受，徐奥林也是这样。他相信游戏是一件有力量的事情，这份力量或许可以改变世界。 “做律师你永远会面临社会的各种麻烦，而做游戏可以给人快乐。我觉得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那就是做游戏。于是我就找了三个合作伙伴——一个律师，一个搞咨询的...
祁海，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 “免疫力似乎很容易理解，其实很难用科学的语言来定义。”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全球陷入恐慌。病毒将自己进行巧妙的伪装后潜入人体，利用宿主细胞进行成千上万次的自我复制，从而使得机体功能紊乱，威胁着人类的健康。面对来势汹汹的病毒，我们的身体会做出怎样的自我防御？不同人抵抗病毒的能力是否与个体的年龄、性别等因素有关系？相关的疫苗研制还需要多久？与新冠病毒的这场战争充满了不确定性，让人类对很多与之相关的学科都提高了关注，其中就包括免疫学。 祁海教授专注于免疫学研究，在如何让免疫系统产生有效应答的同时避免自身反应、中枢系统神经回路对免疫应答的调控机制等相关领域，他和团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在资源足以支持现代人类生活的情况下，政治家比科学家对生活影响要大太多。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科学与技术在不断的发展，科学家的所作所为对未来进一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潜在能力，恐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刘子超，作家。著有《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他的中亚系列作品在2019年获得“全球真实故事奖”（The Story Award）特别关注奖。 刘子超喜欢在路上。像精神上的游牧民族，他总是从世界上的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在雨林深处的遗迹和火山，在荒凉如月球表面的咸海边，在雕像倒下的地方，他行走、游荡、沉浸、抽离、写作，并试图超越偏见地记录那些他到过的远方和遇见的人们。 这些年，他写过三本非虚构作品，最近的一本《失落的卫星》关于中亚。如今的中亚，依然深陷宗教传统、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徘徊在全球化的边缘和大国夹缝中，始终遥远、暧昧而神秘。当下的中亚是什么样的？人们是怎么样生活的？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历史和未来有怎样的认识？这些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过去十年间，作为一个自由人，刘子超几乎去了中亚所有能去到的地方。他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剥离一个城市的历史、性格与态度，像捡起被遗忘在历史河床上的贝壳一样，打捞起那些夹缝中的生命故事。他书写那些被潮流裹挟而无所适从的人，那些困守期间却渴望逃离的人，那些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内核的人，还有那背后的游移与撕扯、荒凉与美丽、失落与希冀。 在他看来，...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 从1999年到深圳的红灯区调研开始，黄盈盈的小姐研究已经走过了20年，她在大江南北的十多个红灯区蹲过点，田野足迹遍及广东、云南、新疆、山东等多个省份。 在黄盈盈和她的老师潘绥铭的践行和推广下，性学或者性社会学已经逐渐走进了大众视野。这个过程同时伴随着中国社会关于性的论述和文化，以及性产业的变迁。 与20年前相比，很难断定关于性与性别的道德准则是否更宽松了，但性议题辐射的面无疑更广了，与政治、经济等社会议题的连接也更明显了。仅就小姐群体而言，也仍然有许多新的变化与悬而未决的争论。 黄盈盈说，要“自甘堕落”、放低身板，才能进入小姐的生活世界。她们的故事里有生活的复杂性和暧昧之处，有对阶层化的道德秩序的颠覆，还有那些没被正视和认可的“生活之道”。 “边缘的议题，往往反映的是主流的问题。小姐身处边缘，但她们处在被讨论、被治理的中心。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变迁、社会问题层出的时代，小姐常常成为替罪羊和出气口，这样的议题也特别容易挑战人们的神经。Rubin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性的议题上，经常是魔鬼学的成分大于性社会学的成分。换句话说，我们缺乏的是睁眼看现实的态...
何袜皮，公众号「没药花园」创始人。 “通过残忍，凶手们是在‘错误地’寻找力量，试图建立一个人和人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他们把自己放在其他动物，甚至其他人类之上。” 从小喜欢推理和侦探的何袜皮，曾出版过几部长篇悬疑推理小说。在美国读文化人类学博士期间，研究过空间安全、都市犯罪、恐惧感等课题。 她被越来越多人知道是因为在「没药花园」上写了大量的犯罪案件。她写的大部分是悬案，因而在准备的过程中要花大量时间整理资料、讨论推理，最后呈现的是像剥洋葱一样层层揭开谜底的故事。 虽然写犯罪，但她的初衷并不是要渲染猎奇和恐怖，更多是在写人性和欲望。 “优雅与粗鄙，邪恶与纯情，暴力与温柔，疯癫与冷淡，正是这些人性中不可剥离的对立面构成了人生的诗意。”
王小萍，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使用摩托车、烧秸秆、排放污染物，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污染物沉降到冰川上会加速冰川的消融；我们使用很多杀虫剂来保证粮食和蔬菜产量，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它会毒害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藏的野生鱼类。”
汪天艾，《世界文学》编辑，西班牙语文学译者、研究者。 像恒久的否定里一句微不足道的肯定 像冻结的高山里一星火花 “船在海上，你在梦里”，这是西班牙“二七年代”代表诗人赫拉尔多·迭戈的诗。多年以前，汪天艾读到了它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没有诗歌不成活”。 此后的十年，她以诗歌翻译为志业，研究那些用西班牙语写诗的人，名字通常都很长，比如路易斯·塞尔努达、吉尔·德·别德马、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关于他们，我们推荐你读已经翻译出版的诗集和传记，因为这次的时间要留给两位几乎没有机会出现在中文语境的西班牙人。 他们的一生，都被战争打破，不得不在动荡中度尽荒芜岁月。但触动我们的，不只是曾经跋涉苦难，而是在流亡与静默里，仍然向更大的“公共溃败”争夺自我。这些故事，也许只是往昔和异乡，也许是你我要经受的当下和未来。
李涵，青少年司法社工。 “我很希望他们可以尽快离开这里，因为我们这里都是专业人士，而真实的社会不是这样的。”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社工，李涵的工作是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与帮教服务，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救助与保护服务。在十余年的社工实践中，李涵服务过580多个涉罪未成年人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在她看来，他们只是一群行为出现偏差的孩子，导致这种偏差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一关了之和一放了之都无法改变其中任何的因素。 对每一个孩子的帮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以年为计时单位的，他们比正常的孩子更加需要理解与尊重。不被尊重的孩子也不会尊重他人，不被社会理解的孩子也会做出不被理解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