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名人精英演讲，人生少走些弯路！公众号“在悟”
在当今社会，人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但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生活，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几乎没有联系。我想在故事里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展示这一点——人们生活在一起，但他们看不见对方。我想让人们意识到，他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看不见的人。还有，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决定微不足道，没有恶意，但是这些决定可能会为其他人的生活带来巨大而不可逆转的影响。 我们从历史中看到，在每个新王朝开始的时候，平等是人们的一项追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平等又会重新出现，人们不得不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即使是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不平等将继续成为人类社会未来的挑战。
书法，并不是简单意义上把汉字写好，而是将“道”——也就是天道和自然之道落实到我们的书写里，这样的书写才能够称之为“书法”。真正的书法必须是载道的。所谓“天道”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具体该如何落实到我们的书写里边呢，有两个“进入”，或者说有两个途径。第一个进入是“由道生书”，第二个进入是“以书正道”。前者是一个顿悟的过程，后者则是一个渐修的过程，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者如果把道给缺失了，就很难称之为真正的书法。 什么是由道生书呢，简单地说就是道生出书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东汉书法家蔡邕有部非常著名的著作叫《九势》，第一句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 可知书法是从自然之道萌生出来的，这个自然之道体现在阴阳方面，阴阳再生出形势。一个汉字写得好不好，从纯粹的技术层面看，就是这个字的黑与白之间的关系，黑的是笔划，白的是空白，例如 “于”，上面的两横很长，叫形，两横下边有大片空白，称之为势，书法的形势就是黑与白的关系。 书写应该是处于一个自然的状态。苏东坡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手必至于忘笔而后能书”，手在写字时忘掉了手中的毛笔，这时候的书法才是真正的书法。...
（本内容来源于北大博雅讲坛，如有侵权或其他问题请联系北大博雅讲坛工作人员。） 在许多人心目中，逻辑学实在是一门艰深的学问，那些符号、规则和命题看着就令人生畏难之心。逻辑学是一门基础性和工具性学科，对科学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它还能帮助个人清楚地、有条理地思考、说话、写作，甚至办事，能够促使公共交流更加有效，促使社会管理更为有序。
（本内容来源于北大博雅讲坛，如有侵权或其他问题请联系北大博雅讲坛工作人员。） 良心是什么？道德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讲良心、有道德？善是什么？恶又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区分善恶？在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和个人利益的实现的道路上，人可不可以无所顾忌？在个人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或者是群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该如何抉择？相信每一位对人生有省察意识的读者在生活的道路上都遇到过这样或那样的选择的冲突，都思考过这样一些问题。《伦理学是什么》的作者何怀宏将在讲座中告诉我们，何谓“伦理学”，伦理学主要面对和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出生、死亡、幸福、欲望、自由等等这些人生无法回避的命题，伦理学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人应该如何思考生活的意义。
橄榄型社会，也叫做纺锤型社会，就是两头小中间大，即以“中等收入层”或“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这样的社会 结构被认为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现代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结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三个方面：其一，中国社会结构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非常巨大的差异。其二，大城市和小城市存在非常巨大的差异。其三，同在一个城市里面，城市户籍居民和外来打工者之间存在非常巨大 的差异。
一个女人太能干，别人会把你归类为强势女人，没人敢爱；太不能干，别人就不把你当回事，没人爱你。硬了不行，软了也不行，软硬兼施，同样排不上用场。我认识一位闺蜜，进的厅堂，入得厨房，在外八面威风，在家争先恐后，对丈夫心疼有加。有人亲眼目睹她跑下楼梯，接过丈夫手中的一袋水果，一口气爬上六楼，等着丈夫慢悠悠上来。结果，婚姻还是瓦解。吸取教训，再婚之后的她，尽显女人的招数，压着嗓门撒娇，耐着性子耍小可爱，说话也尽量慢声慢气。可还是不灵验，老公动不动就想“临阵逃亡”。 她很苦恼，不知爱情为何物。 研究发现，中国人的面子、拘谨、沉默、内敛等特性，在当代婚姻中受到严重挑战。比如面子婚姻，在我们的周围随处可见。有些婚姻在“面子”的作用下，留在围城里痛苦，走出围城还是痛苦。 中国的传统文化，还直接影响了两性之间的认知与沟通。在中国，男人与女人有着怎样的婚恋心理状态，又是如何面对两性分歧的，怎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身边这个男人，如何与他们相处，都是我们很多女性面临的问题。
师飙表示，他同意学者李零解读《论语》之法，“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和一个遥隔两千四百多年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不是靠史料一环扣一环去联结，而是靠生命的体验去穿透。”师飙说：“孔子是老师，我也是老师，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灵犀相通。我对孔子的评价显然比一般人要好一些，因为我觉得我不可能去苛求这位两千多年前第一位私立学校的老师，虽然他对学生的评价有失偏颇，比如子夏，比如颜渊。”
很多年后王天乐这样回忆道：“回到西安后，路遥忽然要领我去一趟长安县的柳青墓。路遥好像对柳青墓地特别熟悉，哪里又多长了几根草都能说清楚。他在柳青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碑前，放声大哭。……”路遥在柳青墓前为什么放声大哭？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什么？这些已经永远是历史之谜了。不过，按照路遥的性格来推断，他一定向柳青老人汇报自己的创作情况以及今后的创作决心。路遥经常给朋友们说，作家要突破的永远是自己；作家在拳击台的对手就是自己，要不停地战胜自我。柳青生前也经常告诫作家：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文学是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如今，在长篇小说创作进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沼泽之时，路遥虽是位精神硬汉，但也更需要柳青赐予特定的精神力量!
阎崇年指出，中华文化的短板在海洋文化，近代的国耻源于历代帝王对海权的忽视，“这不是某个人考虑不周，而是我们五千年来缺乏海洋文化基因。” 中国历史上海洋文化从未受到重视 阎崇年研究历史多年，他把中国的经济文化分为五类：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 过去人们总说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农耕文化，但阎崇年实地考证得出，古时农耕文化并没有在国土面积上占据主导地位。 阎崇年说，从地图上来看，明清时期中国的海洋文化面积并不少，北至黑龙江入海口，南至曾母暗沙，从北到南约有一万公里。但在五千年历史中，海洋文化从来没有被人重视过。“大部分时候是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 未来的竞争在海洋 1840年，英军从海上而来，鸦片战争打响。战败后道光皇帝做的，是把林则徐发配新疆。“要检讨清朝的腐败，还要检讨没有海洋意识。”阎崇年把这种“海洋意识”命名为“海洋文化的基因”。 有人问，明代不是有郑和下西洋么？阎崇年认为，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发展海权，而是为了寻找建文帝以及宣扬国威。“再后来就海禁了，本质上还是农耕文化。中国的各种文化都缺少海洋文化的基因”。 “康熙皇帝死前说过，千百年后，西方这些...
深圳十佳校长杨坚：“传统教育，过分重视共性，忽略个性；过分重视‘全能冠军’，忽略‘单项冠军’：‘全能冠军’看似样样通，其实样样松。社会更需要精深拔尖的‘单项冠军’；过分重视‘补短’，忽略‘扬长’；孩子的长处没得到应有的发挥，短处却遭到过分的改造！精致教育，就是精巧细致的教育，通过小班教学、多元评价、课程超市、多彩活动、个性套餐等方式。让教育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从‘大锅’走向‘小炒’，从‘控制生命’走向‘激扬生命’，从‘改造与成功’走向‘发现与成全’，实现每一个孩子愉快学习、多元成长，成为最好的自己。”
周其仁：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周其仁：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1984年1月24日，正在倒卖玉米的王石骑着自行车途经深圳国贸大厦，突然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听说邓小平到大厦顶层俯瞰特区全貌，他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深圳特区，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也正是这第一次南巡，使得小岗村和皇岗村的星星之火，演变成了全国的改革大势。 这一年5月，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出现了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税利 分流以及股份制试点，探索搞活企业的多种经营方式。中国从此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企业家。 几天以后，王石建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万科的前身。而张瑞敏、柳传志分别也在这一年里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历程。与万科一样，联想，海尔最初都是国营企业的帽子。而这第一代企业家，都留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在家、国、企业之间，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义务。 深圳的故事，就是中国改革的故事：这是一个政府、社会和企业一起创造的经济奇迹。在30年企业改革的历史上，缺一不可。...
全球化是一张网，大学作为“思想的大都市”，是网里面的一个中心，“许多所大学形成这样的中心，就可以形成一张传播思想与文化的网”。纽约大学校长Sexton说，在纽约大学目前的版图里，纽约、阿布扎比和上海就是这样的中心（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于2007年筹建，2010年对外招生）。在美国纽约，纽约大学也已经“打破”校园的围墙，“走在街上，如果看见一座楼，上面有一个紫色底印有火炬的Logo，那里可能就是纽约大学的一个学院或一个分部”。 Sexton将之命名为“大学2.0时代”，“打个比方，在传统的美国大学，你宿舍的舍友有90%都是美国本地人，而在阿布扎比纽约大学或上海纽约大学，你100%会遇到不同国家的舍友。”纽约大学包括7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教师都会给各分校的学生上课，位于不同地区的分校，又会提供不同的地方文化，“我们要将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世界公民”。 “国际化”是Sexton、俞立中和伍江都同时非常强调的一个词。同时，Sexton指出，纽约大学的教育理念是培养“T-型”人才（同时掌握较宽的基础知识和较深的专业知识），而非只适合生产的“I-型”人才（掌握非常深的较窄专业知识）。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
犹太教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母，犹太人创造的希伯来文明是“两希文明”之一，已成为西方文明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大多数犹太人自古就有尊重医学、科学，崇尚思想家、文学家和音乐家等的传统。关于犹太人的民族精神与特征，傅有德认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化风俗为神圣的生活方式”、“求异、尚异的民族性格”、“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和“重视教育的民族传统”这五点共同造就了今天的犹太民族；特别是犹太人的求异思维，对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从1900-1955年的诺贝尔获奖者犹太人占26%的比率就可看出。
“人生最悲哀的是，莫名其妙地来了，浑浑噩噩地活着，稀里糊涂地走了，空在人间走一遭。”这是广东四会六祖寺方丈释大愿大和尚于2014年6月14日在深圳图书馆进行《听大愿谈人生》讲座时的一段话。细细品味，发人深省。
首届深圳年度教师得主、平冈中学语文教师王雪娟以国内语文教学中发生的几个故事为例，剖析了当前语文学习的“怪现象”，她表示，学科知识体系感不强，能力发展轨迹不明显，学习方法指导性不强是当前语文学习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只有回到语文学习的目的，认清语言学习的本质是表达，通过强化思想、逻辑、经验、知识、积累等学习内容，才能达成提高口头、书面表达能力的学习目标。 “语文能力和应试在本质上是不矛盾的。”王雪娟还在讲座中强调语文学习的专业性，在“认识到位”的同时，还需要“方法对头”。她表示，狭义的文学素养不是语文学习的最终目的。语文学习的最高境界不是文学性的修饰，而是简洁准确。语文学习的效果要靠实际输出的效果来进行证明。
彭林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由体质发展与心灵发展两个部分组成，延伸了梁思成先生提出的“半人”概念。人类已经度过了第一个“半人时代”，两百万年前以来，从森林古猿、猿人、山顶洞人……至今进化至人。然而，心灵发展曲折缓慢，才刚进入第二个“半人时代”，需要用道德理性去战胜内心残留的动物野性。 人，何以为人？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人和禽兽的区别在哪里呢？ 从孔子提出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到孟子所言“仁义礼智”，再到二程以礼为标准，进行“禽兽、夷狄、中原民族”的分类，彭林引经据典，最后以《礼记》之言做出回答，“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他希望关乎礼的文化自觉能够真正在每个人心中生根，使人“知自别于禽兽”，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来生活。
《金瓶梅》这本书里的每个人都是为物欲所驱使，或为钱，或为色，或为名利等，这些被生活或者说被物欲扭曲了心理的人，完全抛弃了做人应有的尊严。而潘金莲这个人物形象存在的意义就是鞭挞为物欲所驱的人，同时警戒每一个人。 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自成书以来，都被历代统治者列为一部禁书。“《金瓶梅》这本书对人性刻画的细腻程度超过它之前的所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而其价值也不比《红楼梦》差。”左江认为，只有通过文本细读分析，才能够理解《金瓶梅》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并了解它对人性把握的精确程度。
施战军以电影《归来》为切入点，他认为这部影片的名字“归来”，代表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其中的主体就是“旅人”。“我们都是宇宙中的一个过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生活经历、情感经历。而《归来》是在这一经历的某一段，电影也从哲学上揭示了‘归来’的不可能性。” 施战军说，人生有相遇，有离散，离散是文学艺术一个永恒表现的主题。他在讲座中以多部文学艺术作品为例：从《诗经》的《胡不归》，到沈从文的乡土文学、苏联的《日瓦戈医生》，甚至蒙古族的民歌《鸿雁》、《天边》，认为都是讲述“旅人”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就是一个旅人的记述。从空间或者时间来看，每个人都处在一个茫茫的世界里面，许多东西是人所无从把握的。在无从把握里，世事和人生之间的矛盾就开始出现了，而文学艺术往往就是抓住这些东西。”施战军认为。
我们可以忘记时间，我们可以把时间抛到一边，但是时间从来不会放过我们。它不会忘记我们，所以红楼梦里面会说，“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说的很清楚。所以我说，没有对时间的沉思，没有对意义的思考，所有的空间性的事物，不过是一堆绚丽的虚无，一堆绚丽的荒芜。如果我们不能够重新回到时间的河流当中去，我们过度地迷恋这些空间的碎片，我们每一个人也会成为这个河流中偶然性的风景，成为一个匆匆的过客。
最后一个就是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这是我最近几年反复考虑的问题。我们80年代开始那种“伤痕文学”，实际上也就是“诉苦文学”。80年代之后我们中国文学一直在延续着一个主题，就是在描写苦难，控诉苦难。一直到最近这几年的小说里面，始终就是把苦难描写，苦难叙事作为一个主题。因为苦难叙事可以勾出人们的眼泪，可以感动读者。有很多批评家对这种苦难叙事不满足，认为我们仅仅的停留在对外来的原因造成的苦难的控诉上并不能深刻的揭示人的灵魂。也就是说我们跟世界上优秀的文学，譬如俄罗斯的文学相比最缺少的还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对灵魂的拷问。我们经常毫不留情的批评别人，批判别人，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敢于正面的来毫不留情的解剖自己。鲁迅先生当然他做到了，他能解剖他自己，批判他自己。我们当代的作家确实缺少这一点。我最近悟到了这一点，应该像对待罪人一样来对待自己，就是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就是不要把所有的原因都推到别人的身上。
现在的青年人要想成为作家应该如何努力？ 莫言：我想第一要真切的生活着，然后才可以向文学这方面来发展。我们现在的选择是越来越多，每个人的才华有一定的方向。有的人他可能在美术方面、在音乐方面、或者在工程技术方面有特长，但他未必在文学方面有特长，每个人最好先了解自己究竟有没有在文学方面的素质，然后再下大的赌注。假如说你确信你具备很好的文学素养，如果要开始写作，还是一句老话，只能是从先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开始，然后在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的基础上不断的扩大阵地。我也劝你在写作之前还是像我刚才讲的那样，要先熟读几十部甚至上百部经典文学作品，只有我们知道我们的前人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文学高度，然后我们才能在他的高度上继续向上登攀，假如我们不知道别人已经写到了哪种程度，就一个人盲目写作，当然也可以写出作品来，我觉得成功的几率变得比较低。总之我觉得文学确实没有一个金科玉律，也没有一种秘诀，只有自己慢慢的来悟。经常有人讲，慢慢的悟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也许是一篇小小的短文，也许是一个句子让你一下子把窗户纸给捅破了，一下子你就掌握了，知道文学该怎么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写的时候把握一种语感，刚开始也不妨从模仿开始，...
什么叫中国文化？过去没有这个概念，正是因为西方文化进来之后，我们才会有中国文化的概念，中国文学的概念，才会有国学的概念。年轻人去读大量的作品，不仅不会对你自身的经验造成影响，反而非常有作用。你应该尽量的去了解跟你异知的东西。我有一次发了一条微博，我差不多一个月发一篇微博。有时候新浪和腾讯给我打电话，说你一个月没有发了，给我们发一篇。有一个微博我是这样写的：其实文学所要发现的意义，不在于经验里面，而在于经验和他者的关系里面。就像真相并不在事实当中，而在对于事实的解释中。
“一个善良的人，到处都遇到善良；一个光明的人，所到之处都光明。新疆对于我一点也不恐怖，「风景秀美、百姓善良、饭菜好吃」，我每年都重返新疆。我在新疆生活十六年，与维族人未能沟通的事当然有，但经历中都觉得他们可亲可敬。” 人生道路上，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选择光明、健康的道路，就会有光明的结果。我在新疆十六年，用坦然、开放的心去面对困难，体验和欣赏维吾尔民族与文化，我所得到的，远超过自己的想象。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去新疆看看，我诚意推荐美丽的杏花林，以及北疆的人文风貌。大家去看看，才会明白天堂是什么样的。
（本内容来源于十月文学院“名家讲经典”，如有侵权或其他问题请联系十月文学院工作人员。） 伟大的作品，往往是一个伟大的作者和无数伟大的读者共同完成的作品。当我们说《红楼梦》现在无可争议地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光辉的一部经典，在最光辉的经典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除了曹雪芹非常了不起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无数读者对《红楼梦》的阅读和理解。曹雪芹去世之后一直到现在，一代一代有那么多好的读者，有那么多伟大的读者，共同使这样一部曹雪芹还没有写完的书，变成了一部辉煌的，饱满的，而且在时光中不断焕发出新的光芒的作品。 从《红楼梦》的阅读中，我们可以学习怎样生活，怎样度过人生，怎样做一个男人，做一个女人，怎样恋爱，怎样面对人生的挫折和困境，怎样选择心灵的归宿。
